蔡方华:什么理由让小行星被命名为“姚贝娜”

2015-07-04 14:25来源:未知

  文 | 蔡方华

  几年前,教我儿子写高考作文,我问他,你对雅安地震怎么看?他说,汶川地震发生时,看到电视里说死了那么多人,心里非常痛苦。但雅安地震发生后,看到那些相似的画面,就有点麻木了。我说,你能道出这种麻木感,是很诚实的表现,但你如果想拿到比较好的作文分数,你还得思考得更深入一点,比如,这种麻木感是从何而来。看到他神情茫然,我又启发说,人之所以会对灾难事件感到麻木,很大一部分原因,是那些灾难都发生在远方。想象一下,如果是你的同学或朋友被埋在废墟里,你又会怎么想呢?

  痛苦和幸福一样,并不是实存,而是头脑产生的一种信号。来自同情的心理痛楚如果一再发生,头脑的反应就会减弱,但是,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痛苦又是另一回事。比如,一个人多次踢到了自己的脚趾,他只会感到越来越疼。研究人类疼痛的学者分析说,个人的疼痛经历是生理、心理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踢到脚趾头之所以让人觉得特别疼,是因为人类早期没有穿鞋,踢伤脚趾很容易导致感染并死亡。大脑将这种异常的危险信号刻录下来,并作为一种文化记忆保留在了神经反馈模式里。

  一个社会的疼痛模式也有着相似的怪异性。有些事情看似微不足道,却能引发大面积痛楚乃至神经质,以致于让人觉得难以理喻。比如,你在饭桌上喝多了,讲了个关于单位领导的不得体笑话,本以为大家一笑就过去了,没想到你单位的整个大楼都晃动了。而如果你严肃地谈论发生在非洲的埃博拉疫情,不仅饭桌上的人无动于衷,非洲更是波澜不惊。相比起来,埃博拉疫情显然比单位的八卦要严重得多,但它们引发的痛感却完全不成比例。

  死亡是生活中最严重的事件,但死亡带来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。香港一位美丽女主播在家里烧炭自杀,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。但是,前不久内地歌手姚贝娜罹患癌症死亡,却引发了如潮的哀思。很多为此感到悲伤的人,甚至不知道悲伤从何而来。这两天,一颗新近被发现的小行星,被它的发现者命名为“姚贝娜星”,相关的介绍词提到了两点理由:一是姚贝娜充满才情并且与癌症搏斗,二是她死后捐献了眼角膜。这让人意识到,大面积的公共疼痛有着某种“遗传”的力量,它会像涟漪一样波及到意想不到的远方,并让人一再回想起疼痛的理由。每年4月1日,幸存的文艺青年都会纪念香港影星张国荣,并不惜揭开早已愈合的伤疤,但他的好朋友梅艳芳则几乎被遗忘。疼痛的文化机制,就是这么复杂而蹊跷。

  前不久我看到一则新闻,说是汕头地区一家7口淹死在水库里,起因是小孩扫墓之后到水库里洗手、不慎落水,一家人接连下水施救,但由于不识水性,相继溺水身亡。从新闻图片看到,一家人的遗体摆满了山坡,特别地触目惊心。但是,这样的新闻几乎不会引起任何议论。不会引起公共痛感的死亡事件,就像不曾发生过,就像一个幻觉。社会的反应机制“重写”了死亡本身,似乎死亡是一种忽轻忽重、可在可不在的事物一样。死亡的“意义”,决定了它在时代记忆中的份量。死亡有没有被觉察,则决定了它是否“存在”过。但是,生命逝去本身,难道不就是全部的意义所在吗?为什么还要寻找特殊的理由,才能让死亡变成一颗星星?

  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,疼痛同样是一种稀缺品,但它又是经常被挥霍的稀缺品。在痛感问题上,真正的理性应该是适时提醒人们,他们的痛苦和愤怒是否正当,而真正的情怀则应该敢于对抗麻木,敢于击响沉睡的神经。

  善于熬制鸡汤的人,经常用远方这个词汇撩拨城市青年的心。一说到远方,很多人就都酥了。但是,远方除了遥远和苟且,还有什么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呢?是远方的不幸。保持对远方的不幸的疼痛与悲悯,保持对人性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,是我所能想到的最珍贵的诗意。不让这种诗意失落,或许是徒劳而又必须承担的使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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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据NASA公布的消息,第41981号小行星已经被命名为“姚贝娜”(Yaobeina),命名者是香港业余天文学家杨光宇先生。美国宇航局网站上这样介绍姚贝娜:“姚贝娜(1981-2015),一位才华横溢又充满勇气的中国女歌手,曾因在流行音乐方面的造诣屡获奖项。她有一首歌叫做《心火》,讲述她与癌症抗争的故事。不幸离世后,她捐献出了自己的眼角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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